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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时间:[2017-06-01]         阅读:396 次

    [ 摘 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建了十多所不同类型的院校,这些学校不仅都是边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教育。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经验紧密结合;邀请党中央领导人及边区负责人到校兼课或演讲;讲课方法及具体学习形式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边区高等教育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任务所决定的。在边区高等教育中开展与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广大青年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并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和提高,为新中国干部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必修课。
    [ 关键词 ]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
    [ 中图分类号 ] D261                       [ 文献标识码 ] A

    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民族危亡之际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而且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及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边区高等教育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政策,适应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开创了新型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为中国教育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以往研究从解放区或根据地教育史的角度对边区高等教育作了一些探讨,但对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对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作较为详细的考察,希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提供一个观察视角。
    一、 陕甘宁边区的高等院校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随着抗战形势的迫切需要及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根据地各方面对专业、技术及各类高级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使得创办与建立边区高等教育成为抗战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在此次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对全党提出了发展与加强干部教育的任务,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任务,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同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实施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同年 8 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指出:必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 年 10 月,日本侵略者攻占广州、武汉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此背景下,9 月 29 日至 11 月6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要求全党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他在报告中提出:在文化教育方面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强调“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关于创设干部学校及其目的,他提出要“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他还认为,抗战以来教育制度虽然有所改进,但是还没有使整个制度适应抗战形势的变化,因此,必须实行全面抗日的教育政策,并号召全党:“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1939年 1 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把抗战教育及培养抗战人才,提高到将来建设新中国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于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建立与实施高等教育,创办各类高等院校,培养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人才,成为当时中共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重要的举措之一。
    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不断发展,陆续创办了十多所各类高等院校。1936年 5 月,中共中央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随着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学校不仅要培养红军干部,而且还要承担起教育大批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任务。在此情况下,1937 年 1 月 20 日,党中央又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校也从志丹迁至延安。抗大的办学宗旨是“以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的领导干部为目的”。3 月 2 日,抗大第二期举行了开学典礼。8 月 1 日,第三期开学。同月,毛泽东为抗大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1938年,由于大批革命知识青年纷纷涌向延安,抗大的规模日渐壮大。据统计,1938 年 4 月抗大第四期共有学员 5562 人,其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 907 人,占 16.3%;知识分子 4655 人,占83.7%,学员共编为八个大队,其中八大队为女生大队。值得注意的是,该期学员中的知识分子来自除西藏与青海之外的全国各地区,还有海外华侨。他们中年龄最小的 14 岁,最大的47 岁,18 岁至 28 岁的青年约占 85%。随着形势发展,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教学管理进一步健全,各项工作不断走向正规化,学校设政治部、训练部及教务部,学员编为若干大队,并分别于1939年1月28日、1940年4月15日、1941 年 1 月 28 日、1942 年 5 月 1 日举行了第五、六、七、八期开学典礼,招收了大批学员。另外,抗大还在晋东南、晋察冀地区建立了第一、第二分校。1939 年 7 月,在抗大总校东征前夕,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建立抗大第三分校,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抗大的生活及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教学环境非常简陋。有时在窑洞,有时在野外,有时在行军的路上或战壕里。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抗大的教学质量,相反在它的“教育里没有一点陈腐的气息,没有一点旧教育的坏的残遗。这里的教育是应用着各种各类新的方式以期完满达到教育的效率和目的。这里的教育是抗战的教育,也是生活教育,也是科学教育。政治军事学习三种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综合的教育”。
    尽管抗大规模不断扩大,但仍然难以满足培养和教育不断到延安的知识青年的需要,于是,1937 年 7 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简称“陕公”)。11 月 1 日,陕北公学在延安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典礼上号召大家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全民族抗战。他强调:“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由此可见,陕公创办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将大批进入延安的爱国青年培养成抗战的革命干部。据成仿吾回忆,1937 年至1939 年两年的时间里,“陕北公学培养出 6000多名干部,分布在全国各个战场、各条战线,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在群众运动的激流中,锻炼成长”。教育家成仿吾任陕公的党组书记兼校长,教师队伍也比较强,如,“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党中央调哲学家艾思奇及历史学家、教育家何干之等著名学者到陕公来做教员,充实师资力量。此外,一些知名文化人士也先后到陕公任教,比如吕骥、李培之、杨松、李凡夫、徐冰、何定华、陈唯实等。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在延安成立。4 月 28 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鲁迅艺术学院下设文学系、戏剧系、美术系及音乐系,从1938年4月开始到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为止,鲁艺共招收 4 期学员,毕业学生 502 人。鲁艺为抗战和党的文艺事业培养了大批有崇高革命理想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 5 月 5 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高等学校,张闻天兼任院长。1939 年 7 月 10 日,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并发表讲话。毛泽东指出:女大的成立,有着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中国的抗战,假如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是不会胜利的。1940 年 5 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成立,校长由陈云担任。1940 年 7 月,培养与提高边区行政工作干部的学校——行政学院成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院长,其教育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的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工作干部。1942年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确定其教育方针所遵循的原则为:一、学习课目要与政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要与社会现实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1940 年 9 月 1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自然科学人才的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李富春代表党中央致辞,他说:我们党必须培养和造就革命技术人员,靠革命的科学家建设抗日根据地和建设将来的新中国。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是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人才。1940年 9 月 29 日,延安的八路军卫生学校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前身是 1931 年在江西创办的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共所领导的历史最长久的一个学校”。医科大学的设备比较齐全,凡普通医学院中应有的各种仪器、图画、组织片,这里都有。校内设有生理卫生室、解剖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细菌检查室等 10 余室。同时,为了培养各民族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干部,1941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学院,这个学院招收了蒙、回、藏、苗、彝、汉等民族的优秀青年。1941 年 11 月,抗大第三分校与八路军军政学院三队和四队合并组成军事学院,其任务主要是培养团级以上的中高级军事干部,院长由朱德兼任,副院长为叶剑英。
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还有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延安大学的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1941 年 8 月 28 日《解放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简称“延大”),以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9月22日,延安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全校师生 500 多人参加。延大“以适应日益开展的西北形势需要,实施新型正规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大量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各项专业干部及普通干部”。之后,1943 年 4 月,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学院、自然科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 年 5 月,行政学院也并入。从此,延安大学改设三院一系,即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及医药系。
    1942 年 2 月,中共中央为了贯彻整风精神,将 1933 年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继 1935 年改为中央党校后,再次对其进行改组。至此,中共中央党校成为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的一所规模宏大的学校,毛泽东担任校长,他在 2 月 1 日的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文献。
    总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行政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泽东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军事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延安大学等十多所院校,这些学校是边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特别强调注重教育教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素质合格的优秀干部。
    二、 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既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授和讲解,同时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结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了内容丰富、形式灵活、方法多样的教学方法与教育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课程设置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940 年 1 月 3 日,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重申:“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及党中央的教育方针、政策指导,边区各院校在课程设置和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尤其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比如,陕北公学在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和方法;三是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四是对目前形势的认识和分析等。具体课程有:(1)“马列主义”,主要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主讲教师有何干之、李凡夫、李培之等。《共产党宣言》的课本,当时采用解放社出版的由成仿吾与徐冰翻译的版本;(2)“辩证唯物主义”,先后由艾思奇、陈唯实主讲;(3)“政治经济学”,主要由李凡夫、徐冰讲授,陕北公学的高级班还讲过《资本论》第一卷。之外,艾思奇、何干之、李凡夫等还集体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印发给学员阅读。(4)“政治常识”,主讲教师李凡夫,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知识,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认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真理;(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讲教师何干之、邵式平,主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重要作用等;(6)“游击战争”,由陕公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张然和主讲;(7)“民众运动”,这是一门抗日民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课程,由陕公教务长邵式平主讲,主讲如何动员、组织、训练、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政权,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妇女解放等等;(8)“中国革命运动史”,主讲教师何干之,何定华也讲过该门课程。该课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史,从而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前途,内容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直讲到抗日战争。以上课程主要是普通班的,陕公高级班的课程设置比普通班要深一些、多一些,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当时高级班还开设一门名为“中国问题”的讲座课,主要选讲中国革命中的一些理论与实际问题,如农民土地问题、边区经济问题、工农政权问题等,由教员分工讲专题。另外,陕公还编印了一本《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油印教材,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教育。再比如,延安大学的教育方针规定:“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校课程分为全校共同课与各院系专修课两种,全校共同课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课目设置有: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这些课程的比例占在校学习全部课时的 30%。而中央党校和军事学院几乎全部课程的设置,都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问题的结合,边区其他院校也都十分注意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指导与运用,并作为公共必修课开设。
    第二,教育教学中邀请党中央领导人及边区负责人到校兼课或演讲。边区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各院校经常请党中央领导人及边区负责人到学校兼课或演讲,从而开创了党政领导到高校讲课的先例。毛泽东特别关心边区院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很多院校成立时,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都要去讲话、指导。如前所述,1937 年 3 月 2 日,抗大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到会发表讲话,勉励学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军事政治,以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伟大使命。1937 年 11 月 1 日,陕北公学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并发表《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的演讲。1939 年 7 月 10 日,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并发表讲话。毛泽东不仅亲自去各院校上课、演讲,还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到学校去讲课。据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主席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他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闻。毛主席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此后,毛泽东还到陕北公学讲过“中国宪政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周恩来讲过“大后方的抗日形势”,朱德讲过“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和“根据地经济”,张闻天讲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此外,任弼时、李富春、董必武、王若飞等也到陕北公学作过演讲。鲁艺成立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12日对全体师生作了一次讲话,也可以说上了一堂生动的形势政策课,他深刻阐述了关于抗战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的精辟论断。1940 年6 月,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明在革命工作中艺术的重要作用,并肯定鲁艺在短短两年时间所取得的进步。最后,他还强调了抗战中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纪念大会上,朱德也讲了话,他希望前后方的笔杆子和枪杆子能亲密地联系起来,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再比如,1942 年 2 月 1 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1944 年 5 月 24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他还要求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政治上要学习党的方针和政策,如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都要学习。他还强调,边区高等院校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这很好。并鼓励学员努力向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学习。
总之,党中央领导人到边区各院校去讲课或发表重要讲话,一方面指明了高等院校在当时形势下的办学方向及人才培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员理论水平的提高意义重大。
    第三,讲课方法及具体学习形式灵活多样、丰富多彩。边区高等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除了正常的小班学习、讲授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灵活多样的方法。形式主要有:大讲堂上课。这里所说的大讲堂,是指同堂上课的人特别多,也就是说采用合班上课的方法。比如,抗大当时的课程“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战略学”“游击战术”等大部分是六七百人同堂上课的,这种方式,主要是讲演式上课。再比如,陕北公学很多课也是五六百人一个课堂,教员露天讲课,学员们席地而坐,认真记笔记,鸦雀无声,课堂秩序非常好。听课中如有疑问,就写个条子递给教员,教员都很认真地研究和解答,或是交给学员们集体讨论、互相解答,阐明真理。小组或集体讨论。如,陕北公学很重视集体讨论,每天上课 3 个小时,最多不超过5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是学生自学和集体讨论,学校要求学员直接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当时给每个窑洞(即一个班)发 12 本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还有几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在教员指导下选读若干篇和若干章节,然后采取小组讨论或全队讨论等方式学习。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学生深入理解与思考,以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班的教学方法也主要采取同学们集体学习和班、小组的讨论会的形式,尤其是对马列原著的学习更是如此,讨论题目由教师或同学们提出,然后积极准备,轮流报告,因此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学极为踊跃,还经常引起激烈的争论。总之,“这种讨论,常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举行读书班或研究会的形式。很多院校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马列主义读书班。毛泽东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他带头学哲学,并亲自主持了一个小读书班,叫做哲学研究会,要求何思敬、何干之、张闻天等参加。后来抗大、陕公的干部和学员也都参加进去,毛泽东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给大家讲解,开辟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新方法、新形式。1939 年春,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等院校的教员共 18 人成立了由王文学负责的第一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研究重点是《资本论》,目的是通过讨论统一教材并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员的教学水平。1940年秋,第二次研究会开始举办,王思华任主任,参加者有马列学院及各校教员共计 20 人。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另外,1939 年春,还成立了由张闻天、杨松负责、边区各院校教员参加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主要讨论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问题、中国文化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等。
第四,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重要的一点在于要深入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而要深入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就必须翻译一批经典著作。根据党中央的号召,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经典供大家学习研究。如,1938 年解放社出版了由成仿吾、徐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8 年 5 月,解放社出版了由方乃宜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938 年 11 月解放社、延安新华书店联合出版了由吴黎平、刘云翻译的《法兰西内战》;1939 年 3 月解放社出版了由柯柏年、艾思奇等翻译的《马恩通讯选集》,同月解放社出版了由王学文等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1939年 10 月解放社出版了由徐之桢编、柯柏年译的《马恩与马克思主义》;1939 年 12 月解放社出版了何思敬、徐冰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1940 年 8 月解放社出版了由柯柏年译、吴黎平校订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1942 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由柯柏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943 年 11 月解放社出版了由博古校译的恩格斯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另外,从 1938 年 1 月到 1942 年 12 月,解放社、延安新华书店陆续出版了由何锡麟、王实味、柯柏年等分别翻译的《列宁选集》(1—20 卷),等等。
抗战时期,尽管解放社、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随着来延安求学人数的激增,这些书籍仍然难以满足边区教学与科研需求。在此情况下,为了解决马列著作译本少的问题,马列学院还专门成立了编译室,不仅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专著,还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社会主义入门》等。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丰富与充实了边区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指导广大青年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同时,这些翻译的经典著作对于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工作,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由上可知,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十分注重与加强对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育与养成,并强调要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在当时战争年代,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由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任务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学习与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也是党建设新中国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精神指南。正因为此,1938 年 10 月,毛泽东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940 年 1 月,毛泽东针对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再次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要完成这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必须要有一支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素质合格、懂得和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人才队伍,这其中青年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最为关键。因此,从民族、国家的现实状况与长远发展来讲,在边区高等教育中开展与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党的理论水平整体亟待提高。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1941 年,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即孙冶方)的信中曾说:中国共产党有一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的,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到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为了进一步开展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1940年党中央决定将每年 5 月 5 日马克思生日定为全党的“干部学习节”,可见其重视程度。总之,加强全体党员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教育,是抗战时期最为重要与紧迫的工作之一。
    第三,大批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亟需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改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大批知识青年怀着崇敬和憧憬的心情奔赴陕甘宁边区。仅1938 年 5 月至 8 月,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统计,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满怀革命热情,然而思考和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时很多来延安的年轻人,虽然都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未必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还有很多来延安的知识青年向往延安的平等自由,但往往容易极端化,还有的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忽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还有很多青年缺乏实践锻炼,易于纸上谈兵,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毛泽东认为,这部分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对此,宋平后来回忆说,当时,抗日的高潮推动大批有志爱国的青年奔赴延安。然而这批革命青年(包括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青年党员)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准备。他们寻找共产党,只是为了参加抗日斗争、投奔光明,至于共产党究竟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前途和规律又是什么?头脑并不十分清楚。由此可见,在边区高等教育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是极其必要的。
    第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取消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需要。抗战时期,民族危机严重,各种思潮激荡甚至激烈冲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借此叫嚣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混淆是非、扰乱视听。如,抗战时期蒋介石大力倡导其所谓的“力行哲学”,并到处宣传、演讲,否定马克思主义。1943 年,国民党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诋毁叫嚣取消马克思主义,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行一党专制。1944年,陈立夫修订出版了《唯生论》,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及政治主张。这些著作、言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与反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此对边区中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必须予以肃清与纠正。
    结  语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高等教育中开展与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使广大青年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并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知识青年来延安后,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创办以后的两年内,共培养学员及抗战干部6000 多名,其中吸收 3000 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再比如,抗大第 4 期共有学员 5562 人,其中知识分子学员 4655 人。入学时仅有知识分子党员 530 人,但到毕业时党员人数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青年总数的71%。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通过开展内容丰富、方法多样、形式灵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广大青年廓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为党高质量、高速度地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革命优秀人才与干部。
    第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与提高。抗战时期,边区高等院校通过党的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给知识青年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等多种形式,提高了广大青年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李维汉后来回忆的:当时,学习马列主义,对一般学员来说是新鲜事,有的虽然入了党,但还没有正式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而通过短时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收获很大。比如,白如冰、罗青长、林肖硖等都有反映。白如冰说,从进中央党校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为以后更好地工作和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罗青长说,他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从党校开始的;林肖硖说,他在中央党校短短几个月的理论学习,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第三,为新中国干部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大多是干部学校性质,而干部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又是其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部分。当时边区干部教育中的教育理念、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无疑对新中国干部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
    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必修课。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实施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理念、做法,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关于高等教育中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既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改革与探索,同时也是对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中实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继承和发扬。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界 2015 年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15Z084)
(作者梁严冰,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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