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通过组织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来加强对社会各界青年的新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对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一系列五四运动纪念活动给予了及时充分的报道。通过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到延安时期党纪念五四运动的概况,还可以了解到通过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而取得的显著成效,更重要的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如何通过纪念活动来加强对青年的教育提供了有力借鉴和价值遵循。
1941年5月15日,为了改进和加强党的新闻工作,打破国民党当局对边区的新闻封锁,进一步争取国内、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并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决定于5月16日起,在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的基础上,合并出版《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出版后,对党在解放区为纪念五四运动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有及时且充分的报道,在延安时期党对于五四运动的纪念、五四精神的宣传和教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载体用。目前学界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研究已经初见成效,以往学界研究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下对五四运动的纪念,相比之下对纪念活动的传播载体,特别是对作为党在建立起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创办报刊成熟的延安时期关于五四运动纪念传播载体所展开的研究略显薄弱。本文以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关于五四运动纪念的文本为中心,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进而总结出延安时期党对于五四运动纪念活动的概况、成效及经验,以期作为相应研究之补充。
一、从《解放日报》看党在延安时期纪念五四运动的概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解放日报》得以出版发行。但是,初期的《解放日报》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在中共中央指导下,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实行改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由“没能完成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和“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武器”逐步转变为充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完全党报”。对于五四运动纪念活动的报道,也是开始于改版之后,主要是刊登纪念文章和社论、发布纪念活动办法、报道纪念活动实况等。
1.刊登社论和纪念文章阐明纪念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时局主张
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纪念日,在报纸刊物等媒体公开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是党历来的优良传统。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是对过去的深刻纪念,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发挥其现实的教育价值。《解放日报》从1942年4月1日改版后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前,每年五四前后都会刊登一系列的社论或者文章来纪念五四运动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政治主张。1942年5月4日,第一版刊登的社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评价了五四运动对于摧毁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和促进人民觉悟、民族解放的重要作用; 1943年5月5日,第一版、第二版连载的社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指出,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是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也是我们纪念五四运动、解放民众思想、团结民主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任务; 1944年5月5日,第一版和第二版刊登的社论《边区青年运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指出,边区的青年运动和五四前后的青年运动相比已经是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向,在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陕甘宁边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强青年的教育,即在农村环境中指导青年学习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知识; 1945年5月4日,第一版刊登的社论《迎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成立》,客观分析了1942年以来解放区青年工作的变化,认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缺少对这一时期青年运动工作经验的有效总结,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青年民主运动的援助和支持也有待加强,因此,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对于加强与解放区青年的交流和团结,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青年民主运动的鼓励和援助,是十分必要的; 1946年5月4日,第二版刊登社论《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指出中国青年在推翻帝国主义法西斯对中国人民剥削和压迫过程中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在新的历史时期,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坚决打击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而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除了一系列的社论以外,《解放日报》也刊登许多重要的纪念性文章。1942年5月4日出版发行的“五四纪念特刊”,第四版刊登了艾思奇的纪念文章《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介绍了五四时期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蒋南翔的纪念文章《论现在的学生运动》,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和当前的学生运动进行了对比,指出了当前的学生运动的主题,应该由政治活动转向功课学习。1946年5月4日出版发行的“五四纪念特刊”第四版摘录了毛泽东的文章《五四运动》,在文章中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作了明确的分析,对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对比,并号召广大青年向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在学习工作中和人民群众充分结合,进而取得抗战胜利;徐特立的《纪念“五四”》指出,五四运动不仅为中国开辟了新的民主革命运动的道路,而且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登上了世界舞台,成为东方民族寻求解放道路的引导者,因此五四运动也具有为人类谋解放的历史意义;胡乔木的《谈道德》指出,随着新旧社会形态的更迭,必将会引起新旧道德的转换,在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个人的利益服从群众的利益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道德”;温济泽的《学习科学》指出,解放区和民主政权为青年学习科学奠定了基础和保障,同时学习科学对于解放区进行生产建设能够提供人才支撑;同时,也刊登了朱德为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题词,朱德号召广大青年不畏反动集团的恐怖镇压,团结起来,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与人民群众一起为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2.发布纪念办法,各地区因地制宜地指导本地区各界青年开展五四纪念活动
延安时期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主要依托各级党组织、政府和青年团体开展。为了能够将纪念活动和生产实践相结合,不同地区会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通过前期的筹备会议商定决议,颁布纪念活动办法来指导青年开展五四纪念活动。1942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1942年4月16日子长县各机关、学校、军队、群众团体代表十余人召开的“五四”纪念筹备会,对子长县各界如何纪念“五四”形成决议。1942年4月27日,刊登了在第四届中国青年节来临前夕,陕甘宁边青、市青、市学联,邀请了边区政府、留守兵团、延大、军政学院、俱乐部协会等各单位代表,成立了“五四”纪念筹备委员会,并通过会议商讨颁布了纪念办法。1942年5月3日,刊登了延安县青救会常委会详细讨论并通过的“五四”纪念具体办法。1943年4月22日,刊登了边区青救会纪念“五四”的任务指示,要求各地青救会根据当地具体的情况开展“五四”纪念活动。1943年5月7日,刊登了山东职工会文教处根据省文协、省青联关于纪念“五四”的意义的指示,出台关于根据地本年纪念“五四”的相关办法。1944年4月25日,刊登了在边区青救会召开的纪念“五四”筹备会议中,经由中央民委、留政、边区教育厅、中央党校等十余单位代表讨论决定的“五四”纪念办法。1945年4月21日,刊登了4月20日在边区青救会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关于纪念“五四”青年节办法和选派代表参加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工作。抗战胜利后,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1946年4月20日,刊登了边青联为了进一步推进边区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并支援国统区青年运动所发布的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通知。4月26日,刊登了太行行署、中共晋绥分局,晋察冀等地区关于纪念“五四”的活动办法和指示。4月27日,刊登了由霍一禾撰写的关于边青联在4月20日召开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备会上形成的纪念决定。4月30日,刊登了由华中总工联、华中总青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特别颁发的纪念指示。5月2日,刊登了由史向岐、薛占文撰写的通讯,介绍了甘谷驿完全小学关于纪念“五四”的活动办法。5月4日,刊登了由刘儒珍撰写的通讯,报道了富县县级以上机关于4月25日召开青年联合大会上讨论的“五四”纪念办法。
3.通过对各地区“五四”纪念的报道,展现解放区纪念活动的盛况
延安时期,在各级党组织、政府,青年团体,单位的组织下,各解放区都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来开展“五四”青年节的纪念活动。《解放日报》通过对各地区“五四”纪念的及时报道,使得这些纪念活动的盛况得以广泛传播,扩大了各地区“五四”纪念活动的影响力。1942年5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了于5月4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延安第四届“五四”中国青年纪念大会的盛况。纪念大会邀请了贺龙作了主题为晋西北敌后青年运动的报告,同期《解放日报》也刊登了贺龙报告的主要内容。5月6日,报道了太行区文联、一分区各部队的青年队、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团、某县县立高小毕业同学会分别召开“五四”纪念会。瑏瑠1943年5月4日,为了奖励在边区生产和学习过程中涌现出的青年劳动英雄、模范青年工作者和优秀学生,边区青救会特在本年“五四”前后在边区各地召开表彰大会。瑏瑡5月9日,报道了绥德各界青年千余人在“五四”当天举行的纪念大会。瑏瑢1944年5月4日,延安三千多名青年代表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盛会纪念“五四”,纪念大会邀请了“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边区教育厅长柳湜等人作主题报告。次日,《解放日报》头版详细报道了这次纪念大会,并刊登了吴玉章等人的报告内容。1944年4月4日至6日,关中地区的淳耀县、新宁县、赤水、新正等地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五四”,并奖励了大批在边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各类工作者。1945年5月4日至5日,为了纪念“五四”,庆祝党的七大召开和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延安大学、延大鲁艺、延安中学、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等各类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举行盛大纪念会,并于5日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盛大纪念会和庆祝晚会,由鲁艺演出《突围》《粮食》《合作社》等剧。1946年,延安中学于五四青年节举行青年演讲会,来自豫西的青年田右生在演讲中痛斥国民党军区的暴行。举行的征文活动共收稿件80多篇,其中王黎明、刘幼雪等20余篇获奖。同时组织各级学生利用假期积极开展烧砖、种地以及纺线等生产活动。1946年5月3日,由“五四”筹备委员会和联政电影团联合举办为纪念“五四”而举办的照片展览会在延大礼堂展出,所展照片吸引了大量边区人民群众前来参观。5月4日,延安各界青年于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纪念“五四”大会,任弼时、徐特立、马文瑞、赵伯平、姚尔觉、柯仲平、何启君、王治周、田汉汀、刘立夫、王黎明、曹国兴、张永安等人出席大会并当选主席团成员,任弼时、徐特立和马文瑞在大会上分别进行动员讲话。5月6日,清江市各界青年在叶挺公园举行“五四”纪念大会,刚从国民党“收复区”来的青年汪昌煜受邀在大会上讲话。5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张家口各界青年两千五百余人于清水河畔广场举行集会纪念“五四”的基本情况,纪念会上边区青联会主任徐世平,成仿吾分别进行了动员讲话。宣化市两千青年参加的纪念大会上,中共察哈尔省委刘杰号召青年认清时局,加强团结,向法西斯派进行坚毅不屈的斗争。
4.发布征文启事、历史知识、放假通知、纪念口号、歌曲等,动员各界青年积极参与“五四”纪念活动
为了进一步发掘五四运动纪念活动的教育价值,扩大五四运动纪念活动的影响力,党在开展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前后,通过《解放日报》发布了一系列的征文启事、历史知识、放假通知、纪念口号、歌曲等,动员大家积极参与到纪念活动中去。通过征文活动来加深青年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提升青年的文艺创作水平,是党在延安时期纪念“五四”的一项重要活动。1942年5月1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五四”青年文艺奖金征文启事,启事对发起征文的目的、作者群体、征文主题和评奖细则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1946年4月22日,经由延安中学教育处发起和学生组成的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决议发起征文比赛,鼓励大家积极创作,通过自己的文章来反映边区青年的民主生活,并积极向《解放日报》投稿,要求各班出“五四”纪念特刊。为了更好地开展纪念活动,各地依据实际情况,宣布放假来营造纪念活动氛围。1946年4月22日,太行行署发布决定,各学校在五四青年节放假三天,利用假期组织学生下乡宣传时事,动员农村青年共同纪念。4月28日,边区政府发布放假通知,决定“五一”至“五五”放假五天,各团体、机关和学校利用放假期间纪念“五四”,开展个人生产活动。在纪念活动中,也重视对青年五四运动历史知识的普及,1943年5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作者署名为亚灵,关于五四运动常识的文章,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主要经过和重要影响。同期刊登了由贺敬之作词、麦新作曲的歌曲“红五月”,以明朗愉快的歌曲来动员边区青年坚持抗战,团结一心创造新的世界。为了加强对纪念五四运动的动员,各地筹委会在纪念活动前会发布动员口号。1946年4月30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出纪念五四青年节口号,号召解放区青年团结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党在延安时期纪念五四运动的主要成效
通过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的系列“五四”纪念活动,各地单位、机关和团体的青年对五四运动有了深刻认识,更加明确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进而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纪念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通过纪念活动的开展,树立了大批青年模范,动员了广大青年投身边区事业
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大批青年积极学习,投身边区的生产实践,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模范青年。党在纪念“五四”活动中,特别注重对模范青年的发掘和树立,通过对模范青年的表彰,鼓励更多的青年投身边区的建设发展事业。1943年4月22日,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发布纪念“五四”的任务指示,决定在“五四”隆重奖励青年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并指出“我们迎接今年的‘五四’青年节,中心任务在于执行生产和教育的两大任务”。1943年5月,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决定在“五四”组织各地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表彰在促进边区劳动生产过程中涌现出的青年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安塞22岁青年劳动英雄胡高拴、陇东,20岁青年劳动英雄李文魁,甘泉19岁青年劳动英雄陈保成,分别被授予“青年劳动英雄”称号,各奖励锦旗一面,生产生活物资若干。绥德贺汉德、延县姬树荣二人在担任乡青救会主任工作的同时,仍然能够积极劳动促进生产,均被授予“青年模范工作者”称号,并奖励“积极工作,建设新社会”锦旗一面和生产生活物资若干。同时大会奖励了包括延市南关完小学生武喜(15岁)、延县甘谷驿完小学生霍桂芳(13岁)、延川城关完小学生郭长洪(19岁)等模范学生,边青救会除各奖励“模范学生”的绿色书包一个及铅笔、毛巾、肥皂等物质奖品之外,并各奖十余册的儿童读物。1943年5月5日,绥德举行“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农村模范青年贺汉德、张继承,学校模范青年李喜玉、张德仪及女小付桂卿等八人,均于大会上受奖。特别是李喜玉、张德义和付桂卿,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努力学习,成绩优良,重视劳动,且帮助家庭生产。团结友爱,帮助同学,关系时事”。1944年5月4日到6日,关中分区各县也先后举行“五四”纪念大会,奖励了大批文化建设中的模范工作者。
通过对模范青年的表彰和奖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同时也辐射带动了更多的青年投身边区的生产建设。安塞青年胡高拴被评为青年劳动英雄后,被选为本村的生产组长,推动全村参加变工。“在胡高拴推动下,全村九户农民,十个劳动力(内有三个半劳动力),六头牛,五头毛驴都参加了变工。”延川县永胜区四乡青年“自动组织两个变工队,十一个成青混合札工队”,“寺村六个青年组成一个变工队,在二十天内开荒十垧”。合水六区二乡的关家山村,计划开垦荒地一百多亩。在劳动英雄的带领和影响下,边区各地劳动者生产热情高涨。
文化模范工作者也积极推动边区文化建设的发展。淳耀县白塬村在石明德的领导下,将本村二十五个成年人和放牛娃组织了两个识字班,又在各班中按识字人和文盲的具体情形,编成两个互助组,以便互相帮助和督促。新宁县二区五乡川庄子变工组长刘治平,利用休息机会给该县群众读报十多次,此外,他还编了以抗战、团结、生产为内容的三个新秧歌,普遍教给大家。二区三乡窦家梁行政村的文化模范窦兴奎,“已有二十多家群众,在他的影响下不敬神、不买门神、灶爷,没召过阴阳安神谢土”。通过文化模范工作者的影响和带动,边区群众在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丰富了生产劳动的业余生活。
2.将纪念活动和党的各项工作任务相结合,推动边区工作不断发展
延安时期,党组织开展各种“五四”纪念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纪念活动,动员青年积极参与到党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当中去。
第一,促进了整风运动在青年群体中的开展。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党在纪念“五四”过程中配合整风运动,是加强青年群体贯彻执行整风精神的重要举措。1942年4月,由边青、市青联、市学联,邀请边区政府、留守兵团、延大、军政学院、俱乐部协会等各单位代表,成立五四纪念筹委会,并商讨纪念办法,一致意见为要使各项活动能配合整顿三风精神,有实际教育意义。1942年5月4日,社论《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指出“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萌生了新的教条主义,号召大家在整风运动过程中,需要更进一步地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反对新的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各青年团体的组织下,边区各界青年积极在学习生活中贯彻整风思想。
第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凝聚了青年力量。青年群体历来是党进行革命和开展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因此,为了夺取抗战胜利,必须赢得并且充分发挥青年的力量。1943年“五四”青年节前,晋察冀边委会为使学校的知识青年正确认识抗战形势,积极展开对敌斗争,并号召敌占区的青年奋力反抗敌伪奴役,参加抗战,特发布各学校放假一天,以小学区为单位,展开纪念活动。并通过纪念活动,在游击队区广泛宣传敌伪军抓捕青年组织伪军的阴谋,以此发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积极抗战,“以胜利的斗争来纪念光荣的‘五四’”。1945年5月4日,晋绥边区青年座谈会召开,晋绥行署各界青年五百多人参加座谈会。“大会全体青年经过对目前国际国内局势及青年的任务的民主探讨,一致认为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我们的队伍,巩固我们的团结,加强工作,开展‘毛泽东青年’运动,加紧学习充实提高自己,以更有力的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沦陷区广大青年参加抗日工作。”
第三,促进了青年工作和青年组织的发展。党中央到延安后,相继组织建立起西北青年救国会、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和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等青年组织,用以训练教育边区青年和动员青年参加抗战。这些青年组织成立之后,受到了各界青年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如陕甘宁边区青救会成立不到一年时间,“会员已有十六万人之多。女会员约占全数十分之三”。这些组织团结统一了边区青年,在边区青年的文化教育和参战动员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内外和抗战形势的变化以及党和政府的工作调整,到抗战中后期,这些青年组织便无法适应现实的需求。鉴于此,1945年3月28日,西北青年救国会、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和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联合致电各解放区青年团体,倡议筹建解放区青年联合会。4月6日,党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准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指示》,指出“为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强对解放区青年运动的指导,准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倡议和指示发出后,解放区各青年组织、团体积极响应,参加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工作。5月3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大会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西北青救会、陕甘宁边青救、陕甘宁边学联、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山东、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广东等各敌后解放区的青年团体及学生团体的代表出席成立大会,会议选举了冯文彬为筹委会主任,蒋南翔为秘书长。5月4日,《解放日报》发布社论,社论指出解放区联合会的成立,将会加强党对解放区青年运动的领导,加强全国青年的团结,并号召全体青年为这个新的战斗组织的诞生而努力。解放区青联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区青年工作和青年组织的进一步完善,也为以后党的青年团工作奠定了基础。
3.举办各种文体活动,增加了纪念活动的趣味性、感染力
延安时期是党的文艺工作的辉煌时期,在党中央的感召下,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汇集延安,坚持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文艺作品,使得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丰富了起来。同样,在开展“五四”纪念活动中,通过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增加了纪念活动的趣味性、感染力。
1942年4月16日,子长县组织各机关、学校、军队和群众团体召开了“五四”纪念筹备会。筹备会决定军队在“五四”举行军事科目比赛、学习测验、球类和田径赛、壁报比赛、歌咏比赛等,地方各单位合组球类、田径赛、壁报比赛、戏剧、舞蹈、歌咏、国术、杂耍等,地方少先队参加军事科目的表演。同时,为了提高大家的娱乐文化生活,成立了大众俱乐部来组织文艺活动,并设有游艺室、体育用具供会员及群众使用。边青市青市学联召开四届中国青年节筹委会并决定,在开展“五四”纪念活动过程中,“由文化俱乐部,南区大众俱乐部,青年俱乐部等在桃林举行精短生动之晚会、跳舞会;由体育会主持,在青年运动广场作球类及器械操作表演”,并拟请驻守兵团进行骑兵和战斗演习。1946年4月20日,边青联发布的关于《纪念“五四”中国青年节》的通知中,建议在青年集中、学校较多的城镇各中学完小还可举行“五四”纪念周,在纪念周中组织时事与青年切身问题座谈会、讲演会,出版纪念墙报,发动学习竞赛,组织参观,检查卫生,举行运动会,成绩展览会及进行检讨学生工作等。农村各中小学、普小、民小可进行“五四”历史的讲解,组织学校间的相互参观,举行与学校所在地青年儿童的联欢,进行关于生产、识字、放足、特别是卫生的宣传活动。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问题座谈会活动,增加了“五四”纪念活动的趣味性和感染力。
4.各级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并作纪念动员讲话,增强纪念活动的感召力
延安时期,全党上下高度重视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每逢“五四”纪念,各级领导人都会出席纪念大会发表讲话。通过各级领导人讲话,增强了“五四”纪念活动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1942年5月4日,贺龙出席延安第四届“五四”纪念大会,作了晋西北敌后青年运动的报告,并号召青年们多接触实际战斗环境,做到理论和实际结合,号召青年艺术家创作能反映战斗实际的文艺作品,加强体育锻炼和军事技术教育,研究整风文件,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来做好边区保卫工作。1944年5月4日,延安各界青年代表3000余人热烈纪念“五四”,纪念会上边区青救会主任王治周、“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分别致辞。吴玉章在讲话中追述了五四运动的历程,分析了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与其革命性质,并号召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要将生产与斗争结合起来,以“五四”的传统精神打倒日本强盗与汉奸卖国贼。1946年5月4日,延安大中学生及各界青年代表千余人于边参会大礼堂举行纪念“五四”中国青年节大会,任弼时和徐特立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任弼时在讲话中盛赞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并号召各解放区青年要提高文化、学习技术、加紧生产、发展经济,以影响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同时要联合全国的、正在发展着的民主势力向反动派作斗争。徐特立在讲话中阐明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并号召青年应学习中国人民领袖、青年导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学习方法,并指导青年加强学习中国问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研究阶级关系及其变化。马文瑞在讲话中号召边区青年应建立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科学人生观,加强科学、文化、技术及军事的学习,用以保卫和平民主的果实与努力参加各种建设工作。除此之外,在张家口各界青年于1946年5月8日举行的“五四”纪念集会上,徐世平和成仿吾分别讲话。边区青联会主任徐世平在讲话中号召边区青年积极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努力学习政治文化,充实自己,为人民服务;成仿吾讲述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后,指出青年当前的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打败中国法西斯对中国人民一切进攻。
各级领导人在“五四”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解放区各界青年的强烈反响。如听完贺龙的报告后,“与会各界青年特别兴奋,时刻报以雷动之鼓掌。青年同志于会后无不精神振奋步出礼堂,立即将所听之报告传布全市”。
三、党在延安时期纪念五四运动的重要经验
五四运动的纪念,是党在延安时期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的缩影,也是党总结历史经验、表达政治诉求和汇集革命力量的重要举措。通过纪念活动的开展,党在延安时期的政治主张得以向各界青年广泛传达并取得认同,因此也为各项革命事业争取了蓬勃的青年力量,在纪念活动中所采取的科学举措和所取得的卓越成效,为我们当下开展各项纪念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1.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是开展纪念活动的基本准则
纪念活动作为一种对历史的回顾活动,不仅要求纪念内容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且对于纪念活动的具体安排也必须依照实际情况,始终做到实事求是的部署。我们党作为马克主义指导下的政党,在延安时期开展“五四”纪念活动中做到了坚持事实求是的基本准则。
第一,纪念活动的开展方式具有灵活性。延安时期,受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的限制,陕甘宁边区劳动群众的生产水平亟待提高。党中央来到延安后,将组织边区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五四”纪念活动将这一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在配合好和不影响群众生产的情况下展开,体现了纪念活动的灵活性。1943年4月22日,边青救发出纪念“五四”青年节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和教育,同时规定“各地根据具体情形举行纪念会,但不必要举行形式的纪念会”。1946年4月26日,太行行署规定各学校在“五四”纪念活动过程中,“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学校应把驻地农村青年组织到纪念会中,帮助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提高学习情绪”。4月28日,边区政府办公厅下发的通知规定,“纪念‘五一’、‘五四’,各机关、团体、学校利用放假时内进行个人生产、工厂自行决定”。1946年4月25日,富县召开的青年联合大会,会议决议“因目前农村正忙于生产,‘五四’不开纪念大会,由一、二完小及羊泉交道等中小和较大的民办学校在‘五四’开会纪念。区干部自由参加,发动学习竞赛”。
第二,依据不同的主体对象纪念活动具有针对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五四运动纪念活动的主题对象涉及社会各界青年,由于不同领域、行业的青年的认知水平和自身特点的差异性,纪念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具有针对性。比如在部队青年中,举行军事科目比赛、战斗演习等军事活动;在各大中小学生中,举行征文、学习测验、演讲比赛、壁报比赛等文体竞赛活动,给予在各类竞赛活动中评选出的优秀模范学生的奖励主要是书包、铅笔盒、儿童读物等。鉴于城镇和乡村学校学生的差异性,纪念活动也作了针对性的安排。如在青年集中的城镇学校,可举行各界青年纪念大会或纪念晚会,邀请当地负责同志讲话、作报告;在农村各中小学、普小、民小、可进行“五四”历史的讲解,组织学校间的相互参观,举行与学校所在地青年儿童的联欢,进行关于生产、识字、放足、特别是卫生的宣传活动。为了解决边区青年群众的教育问题,党在延安时期创办了一系列的夜校、半日校、冬学、识字组、读报组等各种符合边区青年群众特性的教育组织,党在组织纪念五四运动的过程中,也号召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能够“深入群众,把学校办好,教育出许多有知识能劳动的好学生,造成广大的模范教师与模范学生的运动”。同时,在五四运动纪念活动过程中也注重丰富边区群众生活。如1942年,子长县成立大众俱乐部,并设有游艺室和体育用品室,供群众使用;1946年,延安“五四”筹委会征集了大量可以反映边区生活和敌后根据地的照片,并与联政电影团联合举办照片展览会,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欢迎。
2.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是纪念活动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
开展纪念活动,必须以坚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为出发点,以与现实相结合为落脚点,这是我党在开展“五四”纪念活动过程中一直坚持的,也只有将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和现实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纪念活动的独特功能和价值。1945年之前,党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始终与抗战相结合,纪念活动的目的是向广大青年表明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通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来加强对边区各界青年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团结起来积极为边区的建设和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如贺龙在1942年5月4日出席延安第四届“五四”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目前全世界青年除土耳其等以外,均已卷入流血战争中,故全世界青年应尽量发挥力量,把强暴野蛮势力日德意法西斯消灭。我们每个人都应具有‘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消灭在哪里’的坚强决心与信心。”1943年5月,晋察冀边委在“五四”前夕就号召加强对各学校学生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使得他们正确认识抗战形势,展开对敌斗争,并号召敌占区的青年及知识分子反抗敌伪奴役,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后,随着抗战的胜利,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逐步转为与解放战争相结合。通过纪念活动揭露国民党蒙蔽青年、发动内战的阴谋。如1946年5月4日任弼时在纪念“五四”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目前国民党正采取积极的扩大内战的方针”,企图用战争的方法向民主势力进攻,并号召道,“今天摆在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反对内战;并准备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之爆发!全国人民和青年应有此决心,起来制止内战”。任弼时的讲话引起了出席纪念大会青年的强烈认同,讲话结束后,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并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用我们力量打退反动派的进攻!”“发扬五四精神!”由此可见,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党在延安时期开展五四运动纪念的目的也随之而变化,始终做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充分发挥了纪念活动的价值。
3.党的领导是纪念活动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
延安时期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之所以能够赢得青年的认可,发挥出教育青年的巨大价值,其根本原因在于纪念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为了应对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动员广大青年参加到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当中去,党中央于1936年11月1日发布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决定》发布后,西北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1937年4月),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1938年12月)和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1939年8月)等具有统战性质的青年团体和组织。这些组织在团结青年力量和加强青年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在延安时期开展五四运动纪念活动,正是由这些组织具体开展的。
党在组织开展纪念活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纪念活动的制度化和常态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注重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但是什么时候纪念,怎么纪念,纪念的主题是什么,却是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变化而变化,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和统一的纪念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团结青年力量,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救亡的精神就成为我们党开展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党中央于1938年5月5日发出《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县委以上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同时规定各地方党部要把青年工作当做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决定“从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为西青救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环境举行纪念及动员大会、晚会,以后每年五月四日为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4月5日,中央青委给北方局、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等地发出“五四”纪念指示,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在开展“五四”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4月6日,总政治部、中央青委给部队发出纪念“五四”青年节的工作指示,指示指出:“中央青委决定每年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并于本年五四号召各地举行拥护中国青年节的运动及纪念西青救成立两周年。”至此,“五四”青年节才作为一个周期性的节日固定下来。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后,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和评价。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延安时期,党从救亡图存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强了对五四运动的纪念。《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对党中央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有着充分及时的报道,使得纪念“五四”的文章、社论、宣言和活动盛况在青年群体间得以广泛传播,使得青年群体及时且深刻地了解到、认识到党在抗战时期的时局主张,对党加强青年群体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团结青年力量起到了重要的载体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要抓紧把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资料收集好、历史文物保护好。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能力,多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因此,从《解放日报》来看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为研究延安时期党的青年教育工作和纪念活动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从载体和文本的视角探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对于在新时代背景下,运用新媒体加强对青少年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新时代青年齐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文章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1期)